当年住在红柳条糊壁的窑洞，点着自制的油灯，吃的是咸菜、红豆腐乳和白菜汤，而研制的却是原子弹
因为有高原补贴，每回一次家好像钱特别多，家里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都怀疑我们哪来这么多钱
队伍是从青海的东岸沿着新修的公路前往当年的核基地、今天的海北州州府西海镇的。快到基地的时候，一直阴阴的天空露出了高原特有的纯净蓝天，天际，雪山顶上挂着低矮的白云，连绵的绿色草甸上开着一簇簇的淡粉色的野花。
“那是馒头花，马兰花也该开了吧。七厂大桥的河边开着好多马兰花啊，淡淡的紫色，真是漂亮啊。”姜丽感慨着。
黄志达，这个当年221厂机械动力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：“七厂大桥是当年厂里最大的娱乐场所。桥下的小河边草地特别漂亮，高原的夜总是要到八九点钟才到来，所以，每当吃完晚饭后，每家每户几乎都去小河边散步，有给养的百灵鸟捉蟋蟀的，有谈恋爱的小年轻。”
旅途在回忆中似乎特别快，远远地当看到山背后电厂里冒出的白烟时，整车的人都沸腾了起来，“到了，回来了。”在新设的全景台上整个小城尽在眼底，海北州州委副书记林亚松亲自给每一个回家的人献上了哈达。
最艰苦时90%的人浮肿
“这是哪儿啊，我怎么都不认识。”“这不就是胜利路，我做梦经常会梦到那个大坡往下冲。”“这些树都那么大了，当年种得多费劲啊，我们小时候这里长的绿色植物就只有土豆，小时候妈妈带我去西宁，这才见到树，问妈妈这是不是大土豆，哈哈。”“这不是三厂的百货商店嘛，这么破了。”“七厂大桥怎么这么小啊，当年好像很大一样，河水也不多了。”故友重逢、故地重游，在一次次的拥抱之间，往日的岁月静静地流淌开来。
1961年到基地的王菁珩是这些老前辈中第一个来到金银滩的。这个北京航天大学的毕业生当年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，再搭上一辆闷罐车在寒冷的1月抵达西宁。领了四大件：大头鞋、棉大衣、狗皮帽子和羊毛毯子，坐着敞篷大卡车进了基地，在这个大工地里，他的第一份工是油漆工。住在红柳条糊壁的窑洞里，点着自制的油灯、在破冰的河里取水，吃的是咸菜、红豆腐乳和白菜汤。
“90%的人都浮肿了，但大家情绪都非常好。”“当时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，基地组织了打鱼队，到青海湖打鱼，湟鱼一卡车一卡车装来，五分钱八分钱一斤。那时每个月定量二两油，湟鱼油多，我们就把湟鱼的子挖出来晒，一层层油晒出来就存起来。”王菁珩的夫人告诉记者。
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亲自向军队募捐：“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，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，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，他们能不能活下来，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。”
唯一的娱乐是看电影
1964年，当李耀辉到的时候，基地刚刚渡过建设最艰苦的时期。已经有一两栋楼房建起来，但大多数的人都还在睡帐篷。
李耀辉，广东省环境辐射研究监测中心的总工程师，1964年这个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学生进驻金银滩，成为221厂实验部的一员，当年的工作是核气体辐射的检测。李耀辉记得很清楚，“当时厂领导李觉自己睡帐篷，房子让给我们这些小年轻。这些房子虽说是当时基地里最好的楼了，我们12个人睡一屋，上下铺，一般只有结婚的人才搬出去。当时工业学大庆，搬出去的就住‘干大垒’，半地下室的，房子顶上长着芦苇。”
一个梅县人到了西北，“一到这里都起码拉上一个星期，高原馒头不熟、米饭不熟，水也烧不开。直到1968年沈阳生产出了中国第一个高压锅，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开水喝。”
李耀辉回忆：“那时候一个月有30斤粮票，我每个月都有多，一顿吃二两就够了，探亲回家就带很多粮票。”“每回一次家就好像自己是‘香港客’一样，钱特别多似的，因为那时我们有高原补贴，每个月比在北京多拿一倍，120元。保密的需要，家里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都怀疑我们哪来这么多钱。”
当时基地里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影，“一开始是看露天电影，在各个建筑队放映，哪里放我们就去哪里看。1965年厂里盖了个电影院，这个电影院可是西北数一数二的，一两毛钱一张电影票，放映的是《冰山上的来客》这部电影。”李耀辉回忆。
10：1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
“10：1，这是当时的男女比例。”李耀辉告诉记者。
当时的221厂可能算得上全国知识层次最高的单位，万余人的工厂里有五千人都是大学生，他们来自北大、清华、复旦等等，全都是拔尖的学生，但221厂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真是突出。
“你们报道中提到的39岁才娶妻的那个人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。”李耀辉说。为了让年轻人安心工作，解决终身大事，基地领导还专门从全国一些中专学校调来女学生进基地工作，厂里还考虑搞个毛纺厂，这样就会多一些女孩子，但这个毛纺厂终究还是没有搞成。
“当时厂区和生活区之间有个一两公里吧，都是草原，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，厂里就规定穿过草原的时候不能一男一女两个人一起，哈哈，免得出事。”李耀辉说。
后来，许多年轻人都选择了回乡解决婚姻大事。
1971年与陈飞结婚的蔡华英笑着说，“结婚的时候,我只知道他在青海工作,究竟在青海什么地方,干什么都不知道,写信的地址也只是‘兰字839部队’,或者‘西宁市××信箱’等,他从不跟我说具体的工作。结婚后,同学都说我傻,都不知道人家干什么的,在哪里的,还嫁给他。”
父亲的秘密随风逝去
“这就是我当年住的房子，我住一单元，这十栋黄楼都没有变啊。”莫信芬高兴地大叫，到了221厂后，她就一直急着找自己曾经住过的家。黄楼是三层的家属楼，黄色与红砖相嵌的外墙，到今天看起来仍然十分漂亮。姜丽也找到了自己的家，现在当然已经换了主人，门上静静地挂着一把锁。
“那锁扣还是以前的，那是我爸爸做的，不管是在屋里还是屋外都可以扣的。”姜丽有些伤感，眼睛里湿湿的，她给锁扣拍了张照，告诉记者，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了，他们自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片土地。
很多221厂员工是带着秘密离开的，有些事情他们一辈子也不能说，在本报的报道见报之后，有位黄小姐打来电话，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她收集一些221厂的资料，还希望我们帮助她找到熟悉她父亲的同事，能够让她更多地了解父亲。在她父亲去世的一个月后，她才知道父亲曾经是核基地的一名员工，从小萦绕在她心头的疑惑终于在父亲去世后解开了。
一厂、二厂、上星站、长长的铁轨，每一个角落都留着特有的记忆。而海北州正雄心勃勃，州委副书记林亚松告诉我们，旅游将是海北州一个重点开拓的产业，他们决心把已经停运的38.6公里专门铁轨重新开通，串起一厂、三厂、七厂这些一栋栋的旧建筑，他们还打算把电影院重新恢复旧貌，他们已经在老照片里找到了当年电影院的样子。
一切才刚刚开始……
“一下飞机我就好像到家了。”6月17日，从北京抵达西宁的221厂最后一任厂长王菁珩说。
时值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40周年纪念日，广州日报和广之旅共同策划的广东“两弹”功臣重返核基地的队伍越来越庞大，在通过媒体的传播和老员工们的争先告知之后，有员工从西安赶来，有家属自费跟团、有员工在西宁守候。我们出发时的25人的队伍已经迅速增加到36人。
旅途在回忆中似乎特别快。当昔日生活过、战斗过的核基地近在眼前时，整车的人都沸腾了起来，“到了，回来了。”
文／图 本报记者邱敏、柯学东、顾展旭
